第467章 选贤不选长 (第1/3页)
永昌十二年，盛夏。洛阳的暑气日盛，蝉鸣鼓噪，紫微城内的气氛，却比天气更加灼热而胶着。皇太孙李昭的周年祭奠（小祥）已过，那笼罩朝廷的、以哀思为表象的“平静期”正式结束。关于立储的暗流，终于从水底翻涌上来，开始拍打朝堂的堤岸。
起初还是试探性的、零星的奏请，很快便形成了规模。先是几名御史、拾遗、补阙等言官，联名上疏，以“国本不可久虚，早定储副以安天下”为由，委婉提及太子殿下“宜广继嗣，以固宗祧”，并隐约指向太子李瑾年长之子（即庶长子李琮）的“年岁渐长，可习政事”。这像是一声发令枪，紧接着，礼部、宗正寺等主管礼仪、宗室事务的衙署，也相继有官员上表，或引经据典强调“立嫡立长，古今通义”，或从“礼制”、“人心”角度，论述早定名分的重要性。甚至，连几个平日不太过问此事的地方刺史、节度使，也仿佛约好了一般，递上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贺表兼劝进表，恭祝皇帝、太子圣体安康之余，不忘提一句“储君乃国之大计，伏惟圣虑”。
这些奏疏，措辞大多恭敬，引用的也都是煌煌正理，看似无可指摘。但背后涌动的心思，却如司马昭之心。嫡长孙已逝，太子妃苏氏“体弱多病”，难再有嫡出。那么，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太子现存诸子中，年已十六的庶长子李琮，便成了“最合法理”的人选。 支持李琮的，除了他“长子”的身份，还有他母族郑氏在朝中并不算显赫但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一部分相对保守、希望维持现状、对“永昌新政”某些激进方面心存疑虑的朝臣——他们或许觉得，性情温和甚至有些怯懦的李琮，比起锐意改革的祖母和父亲，更容易接受“规劝”，更好“相处”。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较为务实、或与东宫关系更近的官员，则倾向于暂时搁置，认为“太子殿下春秋鼎盛，储副之事可从长计议”，或主张“诸皇子尚幼，贤愚未显，宜加教导观察，再行定夺”。更有少数真正忧虑国事、希望帝国能有一位强有力继承人的大臣，私下里对李琮的才能表示担忧，认为“储君关乎国运，非仅嫡长，当以德才为先”，但这样的话，在公开场合极少有人敢明确提及，最多只是私下议论。
朝堂之上，一场围绕着“立长”还是“选贤”的无形角力，已悄然拉开序幕。每日的朝会，空气都仿佛凝滞，奏事的大臣们言辞谨慎，御座上的女皇则不动声色，对涉及立储的奏疏，多数留中不发，或只批“知道了”三个字，态度暧昧不明，令人难以捉摸。
这一日，大朝会散后，武则天独召太子李瑾、文昌左相狄仁杰、文昌右相魏元忠、吏部尚书、礼部尚书，以及宗正卿，于仙居殿偏殿议事。殿内冰鉴散发着丝丝凉意，却驱不散众人心头的凝重。
武则天没有绕圈子，直接将一叠关于请立储君的奏疏掷于御案之上，声音平静，却带着无形的压力：“连日来，此类奏章不绝于耳。诸卿皆股肱之臣，今日不妨直言，立储之事，当何以处之？”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沉默。最终，资历最老、地位最尊的狄仁杰率先开口，他须发皆白，神情肃穆：“陛下，太子殿下，储副乃国本，确不宜久虚。然则，” 他话锋一转，“立储之道，首重稳定。 立嫡以长，乃祖宗成法，深入人心。若贸然更改，恐启争端，动摇国本。老臣观皇长子琮，性情温良，好学知礼，若加以教导，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成守成之君。国赖长君，亦赖安定。 此时若舍长立幼，或另择贤能，名分未定，诸皇子年岁渐长，恐生嫌隙，非国家之福。” 狄仁杰的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成持重者的观点：稳定压倒一切，遵循“立长”的旧例，风险最小。
礼部尚书立刻附和：“狄相所言极是。《春秋》大义，定分止争。 嫡长子继承，乃礼之根本，行之数百年，天下咸服。若弃长立贤，贤之标准何以定？由谁而定？此例一开，后世夺嫡之争，恐无宁日。臣请陛下、太子殿下，慎之又慎。”
李瑾坐在武则天左下首，面色沉静，心中却波澜起伏。他理解狄仁杰等人的担忧，稳定确实重要。但一想到长子李琮那温吞甚至有些懦弱的性子，能否在母亲百年之后，守住这革新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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