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逆旅人生 (第1/3页)
建昌军，地处洪州以南，山川险峻，林莽森森。
这里没有汴京的雕梁画栋，也没有杭州的烟柳画桥。有的只是漫无边际的雾气，和那潮湿得仿佛能拧出水来的空气。当地人称之为“瘴乡”，对于北方的士大夫而言，这里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终点。
四月末，苏轼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建昌军的治所南城。
驿站早已破败不堪，屋顶漏着雨，墙壁上生满了青苔。王朝云收拾了整整半个时辰，才勉强清理出一块能让人歇脚的地方。小坡因为一路舟车劳顿，加上水土不服，发起了高烧，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嘴里说着胡话。
“先生，这水……是不是不干净？”王朝云端着一碗浑浊的姜汤，眉头紧锁，“小坡这烧，退不下来。”
苏轼放下手中的行囊，走到床边探了探小坡的额头，滚烫如火。他叹了口气，接过姜汤：“这地方缺医少药，只能靠他这口气硬扛了。我去外面找点干净的草药，你看着他。”
苏轼披上一件旧蓑衣，推门而出。
外面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像是苍天在为这片被遗忘的土地哭泣。街面上行人稀少，偶尔路过几个身披蓑衣的山民，也是眼神麻木，匆匆而过。这里的贫穷与荒凉，比苏轼预想的还要严重。
就在这时，前方一家看似药铺的矮房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
“我不卖！这是救命的神仙水，你们官府凭什么强征？”
“少废话！新任军司马苏大人到了，这东西是要献给大人驱瘴用的！你敢抗命？”
苏轼停下脚步，心中一动。他刚到，连屁股还没坐热，怎么就有人打着他的旗号来抢东西了？
他整理了一下蓑衣，走了进去。
昏暗的药铺里，一个穿着衙役服饰的汉子正指着一名白发苍苍的老郎中大吼大叫。那汉子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瓷罐，正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
“住手。”
苏轼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久居上位的威严。
那衙役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着布衣、满脸胡茬的老头站在门口，不由得怒道：“哪来的野老头？这是衙门办差，滚远点！”
苏轼冷笑一声，走进门去，随手拿起那个瓷罐，拔开塞子闻了闻。
“朱砂、雄黄、硫磺……这是‘三仙散’，确实能解蛇毒，但也能杀人。你想献给军司马驱瘴，是想让他毒发身亡吗？”
衙役脸色一变：“你……你胡说什么！”
苏轼从怀里掏出一块仅剩的、已经有些磨损的腰牌，随手扔在桌上：“我是谁，你可以问问建昌通判。但这罐子里的东西，你是拿不出去了。”
衙役拿起腰牌一看，吓得腿都软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苏……苏大人？下官……下官不知是您……”
苏轼摆摆手：“起来吧。谁让你来买的？”
衙役支支吾吾，不敢说。
“是刘押司让他来的。”角落里的老郎中突然开口了，眼中含着泪，“大人，这刘押司说是您的故交，为了给您接风，特意让人来收这药，但这药是老朽用来救山里人的命根子啊！”
“刘押司？”苏轼眯起了眼睛。
他在汴京并没有叫刘押司的朋友，在杭州也没听说过。看来，这只名为“监视”的触角，比他的马跑得还要快。
“我知道了。”苏轼从袖中摸出一串铜钱，放在桌上，“这药，我买了。你拿去救治百姓。至于这位衙差兄弟……”
苏轼看向那个瑟瑟发抖的衙役，“回去告诉刘押司，就说苏东坡这把老骨头，百毒不侵，这种‘神仙水’，还是留给他自己慢慢享用吧。”
衙役如蒙大赦，抱着瓷罐连滚带爬地跑了。
苏轼叹了口气，拿起药铺里还剩下的一把干柴胡，转身走入了雨中。
……
回到驿站，天色已黑。
苏轼用柴胡熬了一碗药汤，喂小坡喝了下去。或许是这建昌的草药虽然粗陋，却透着一股野性之力，到了半夜，小坡的烧竟然真的退了一些。
看着小坡平稳的睡脸，苏轼点亮一盏油灯，铺开纸笔。
他并没有写诗，也没有写文。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了那个一直藏在身上的秘密——那张从徐得力账本上临摹下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后名单”。
名单上只有一个名字：梁惟简。
这个名字，像是一根刺，扎在他的心头。梁惟简是太后身边最受宠的内侍，也是当年在“乌台诗案”中，唯一敢于暗中给他送饭的人。苏轼一直视他为恩人。
但在杭州海船之战后，苏轼反复复盘那个账本的细节。那笔流向宫中内库的巨款，只有梁惟简有权限调动；而那份让蔡京“弃车保帅”的密旨，其传递的渠道，也只有梁惟简能够掌控。
如果连梁惟简都是黑手，那么这汴京城里，还有谁是清白的？如果连太后都被蒙在鼓里，那么这大宋的江山，岂不是悬在万丈深渊之上？
“先生……”
身后传来一声轻唤。王朝云不知何时醒了，披着衣服站在他身后，看着灯影下他那张显得格外苍老的脸。
“朝云，你醒了。”
苏轼将名单折好，塞进书卷的夹层里，转身露出一个宽慰的笑容。
“先生，您在担心什么？”王朝云走过来，替他披上一件外衣，“这一路上，您虽然都在笑，但我看得出，您的心比这建昌的山还要沉。”
苏轼看着跳动的灯火，沉默了片刻，轻声道：“朝云，我在想，我这一辈子，到底在争什么？年轻时争文名，中年争功名，现在……争的竟然是一口气。”
他指了指窗外的夜色，“程颐争的是‘道’，蔡京争的是‘权’，而我争的，不过是一点‘真’。可这世道，真如这漫天迷雾，看不清，摸不着。”
王朝云轻轻握住他的手，那只手温暖而柔软：“先生，小坡虽然不懂大道理，但他跟我说过，他说跟着您，心里踏实。因为您心里那盏灯，没灭。”
“灯没灭……”苏轼喃喃自语。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苏学士！苏学士在吗？”
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几分鬼鬼祟祟。
苏轼眼神一凛，示意王朝云熄灯。他随手拿起桌上的铜镇纸，走到门后：“谁？”
“送故人的东西。”门外的声音低沉，“杭州陈州柳家所托。”
苏轼心中一震，猛地拉开了门。
风雨中，一个穿着蓑衣、头戴斗笠的人影站在门口，浑身湿透。他并没有进屋，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塞进苏轼手中，然后匆匆说了一句：
“鱼入深海，网已收紧。柳先生让我带话：汴京之变，不在党争，而在宫墙。”
说完，那人转身便走，瞬间消失在茫茫雨夜中，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苏轼关上门，借着微弱的月光，打开那个油纸包。
里面是一块玉珏，那是当年高太后赏赐给他的那只断簪的另一半。而在玉珏下面，压着一张薄薄的信纸。
苏轼展开信纸，上面的字迹虽然有些潦草，却依然能认出是柳三爷的手笔：
“先生：查得账本真迹，蔡京所敛之财，半数并未入己囊，而是流入了‘延福宫’库房。那‘江南义庄’的倭寇船资，竟有内廷采办的印信。此事蹊跷至极，柳家已不敢深查。特将此物归还，望先生明鉴。若先生有难，毁玉保身。”
苏轼读完信，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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