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的面具 (第2/3页)
声音带着一种剖析案例般的冷静：“从纯粹的法律技术层面看，方女士的诉求，面临几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他伸出手指，一条条数来，如同在陈述无可辩驳的公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李伟先生和苏晴女士目前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他们已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法行使撤销权或对已生效的法律行为（包括订立遗嘱）提出异议的。”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只要遗嘱订立时，他们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程序合法，那么这份遗嘱，在他们恢复行为能力之前，或者……在他们生命终结之前，都是铁律，无人可以撼动。”
“第二，”他继续道，语气不带任何感情，“我们持有的这两份遗嘱，公证程序经由我市最高规格的公证处完成，全程录像，见证人身份清晰，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瑕疵。对方想要推翻，除非能拿出确凿证据，证明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受胁迫、受欺骗’或‘神志不清’。而这一点，在两位立遗嘱人目前无法开口、且此前并无明确精神病史记录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被证明。”
“第三，关于资产归属。”法律顾问拿起另一份文件，“基金会接受的是‘捐赠’，资产一旦完成过户程序，进入基金会名下，就成为了独立的法人财产。这与李伟先生个人的债务或可能的财产分割，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隔离的概念。方女士可以追索李伟先生名下的其他财产，但对于已经‘捐赠’出去、并用于法定慈善目的的资产，法院极难支持追回。这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慈善法体系的稳定性。”
他最后总结道，语气近乎残酷的客观：“所以，方女士的诉讼，或许能在李伟先生那些未被纳入遗嘱、或者权属清晰的少量婚前财产上取得一些进展。但对于已经通过合法遗嘱捐赠给基金会的主体资产……她无能为力。法律，在这件事上，站在我们这边。”
赵宣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这一切，本就在她的预料和算计之中。她利用的，正是法律对“程序正义”的坚持，对“既定事实”的保护，以及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公益”的倾向性。她将自己完美地嵌入了这些法律保护的缝隙里，成为了一个无法被攻破的堡垒。
她挥了挥手，法律顾问会意，微微躬身，安静地退出了办公室。房间里只剩下赵宣一人。她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脚下那座熙熙攘攘的城市。阳光在她冰冷的镜片上反射出刺目的光点。
法律。它有时是弱者的盾牌，但更多时候，是强者精心打磨后，最为锋利的武器。她熟知它的每一个棱角，每一条纹路，知道如何挥舞它，才能既达到目的，又不让锋刃伤及自身。
方瑜的挣扎，孙律师的努力，在王静和陈默看来或许是希望，在她眼中，却不过是法律这台庞大机器运转时，必然会产生、也必然会被碾碎的、微不足道的杂音。
她成功地，将那些可能沾染着血腥和欺骗的巨额财富，洗刷得洁白无瑕，并披上了“慈善”的神圣外衣。法律的漏洞，成了她最坚固的盔甲，让她完成了从幕后推手到台前“圣人”的，最华丽，也最冷酷的转变。
“李苏慈善基金会”的标识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尤其是社会新闻和公益版块。它不再仅仅与那场引人唏嘘的“豪门悲剧”挂钩，而是迅速与“希望”、“温暖”、“未来”这些充满光明色彩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
赵宣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各种需要“爱心”照耀的角落。
第一个引爆舆论的，是一组题为《“李苏之光”照亮深山求学路》的系列报道。记者跟随基金会的团队，深入西南某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山区。报道里，镜头捕捉到赵宣穿着简约的白色运动服和休闲裤，素面朝天，走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她亲自将装着助学金的信封，递到那些穿着破旧、脸蛋被高原阳光晒得皲裂、但眼睛格外明亮的孩子们手中。她蹲下身，与孩子们平视，耐心地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眼神温柔，语气和煦。当她抚摸一个因为父母外出打工、由年迈奶奶抚养的小女孩的头发时，那个小女孩怯生生却又充满依赖地靠进她怀里的瞬间，被相机定格，成为了无数人转发和感动的画面。
紧接着，是“李苏希望小学”的奠基仪式。在另一个偏远的乡村，赵宣戴着印有基金会LOGO的白色安全帽，手持系着红绸的铁锹，为学校奠基培土。她面对台下那些满脸期盼的村民和好奇张望的孩子们，发表了简短而真挚的讲话。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坚信，以及对孩子们未来的美好祝愿。她承诺，基金会将不仅负责学校的建设，还将持续资助优秀的师资和教学设备，确保这里的孩子们能享受到不输给城市的教育资源。当地官员、教育界人士、闻讯赶来的媒体，将她簇拥在中心，她脸上那谦和而又坚定的笑容，与背后那片象征着贫穷与希望的黄土地，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这些经过精心策划和传播的慈善活动，像一股清流，迅速冲刷了之前围绕在李伟、苏晴以及赵宣本人身上的那些灰暗、复杂的传闻。
网络上的舆论风向几乎是一边倒地赞美：
“之前还觉得她只是个厉害的律师，没想到这么有爱心！”
“这才是真正做实事的人！比那些只会诈捐的明星强多了！”
“看着孩子们的笑容，觉得世界还是美好的，感谢赵理事长！”
“人美心善，能力又强，简直是完美女性的典范！”
“李伟和苏晴要是知道他们的钱被这样用，也会欣慰吧。”
她的公众形象，在这些持续不断的、正面而感性的报道中，被一步步推向了神坛。她不再是那个游走于法律边缘、为富豪处理隐秘事务的冰冷律师，而是化身为一个悲天悯人、能力超群、将巨大财富转化为社会福祉的“天使”。人们谈论她时，语气中充满了敬佩与感激，几乎没有人会去联想，这个此刻被鲜花和赞誉包围的女人，在不久之前，是如何冷静地旁观甚至引导了两场婚姻的破裂、一场致命的车祸、一场诬陷闹剧，以及最终那场疑点重重的“殉情”，并借此机会，鲸吞了两个庞大家产，完成了最冷酷的资本收割。
她完美地利用了公众对“慈善”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好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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