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跋涉千里 (第1/3页)
赵春山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时候，陆建设正蹲在车间门口算账。他面前摊着三本东西——一本是流水账，一本是库存账，还有一本是从李会计那里借来的旧账本，封面上印着“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账册”几个字，里面的表格已经泛黄了。他拿铅笔在账本上划拉了半上午，把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每一分钱的去向都理了一遍，然后得出一个结论：照这个势头下去，陆记三个月后的月产量就能突破三百匹，月流水突破六百块。
六百块。这个数字让他心跳加速了一瞬，但那阵兴奋还没从胸口涌到嗓子眼，就被另一个数字压了回去。那个数字写在库存账最后一页的右下角，铅笔写的，字很小，但分量比前面所有数字加起来都重——棉纱库存剩余可用天数：二十三天。
二十三天。也就是说，三周之后，如果新的棉纱进不来，四台机器就得停。机器停了，订单交不上，违约金要赔；工人没活干，工资照发；赵春山那边的三个县市场刚刚铺开，断一次货就是信誉受损，以后再想恢复供应关系比登天还难。这些连锁反应在陆建设脑子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接一张地倒下去，每一张都砸得他心口发闷。
问题出在县城物资站。那个物资站是陆建设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依赖的棉纱供应渠道，供应了陆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料。物资站的采购员姓马，四十多岁，尖脸，牙齿被烟熏得焦黄，说话的时候喜欢拿手指敲桌面，敲一下停一下，像是在给自己的话打拍子。他跟陆建设打交道一年多，面上客客气气的，但骨子里一直把陆建设当成一个运气好的乡下小子——你有订单是因为你运气好，不是因为你有本事；我卖给你棉纱是给你面子，不是欠你的。
陆建设不是没察觉这种态度。他试着跟马采购谈过长期锁价协议——就是双方签一份书面合同，约定一个固定价格，三个月或半年不变，不管市场怎么波动，双方都按这个价走。这种协议在外面的正规市场里是很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在红石镇物资站，马采购听了之后笑了一声，那笑声不高，但陆建设听得出来，笑里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
“建设啊，”马采购弹了弹烟灰，烟灰落在他办公桌上的玻璃台面上，他也不擦，“咱们物资站是公家单位，有规定的调价机制。市场涨了我们也涨，市场跌了我们也跌。你要签锁价协议，我没这个权限。上面不批，我签了也是白签。”
“那马哥，您帮我去申请一下，我——”
“申请啥？为了你一个小客户，我跑去找站长签字？站长问起来我咋说？说柳沟村一个私人的小作坊想跟物资站签长期协议？人家还以为我收了你什么好处呢。”马采购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那是一个印着“红石煤矿”字样的搪瓷烟灰缸，边沿磕掉了好几块瓷，“行了，我这还有事。你先回去，货我照常给你供，价格随行就市，涨不到哪去。”
陆建设从物资站出来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人不可靠。
不是因为他态度不好——态度不好可以忍，在深圳工地上的时候比他态度恶劣十倍的人陆建设都忍过来了。不可靠是因为他没有把陆记当回事。在马采购眼里，陆记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客户，丢了也不心疼。但陆建设很清楚，一旦棉纱市场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被断供的就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小客户”。对物资站来说断掉陆记的供应只是少了一个每月几千斤的小单子，但对陆记来说，那就是断粮。
他不能把命脉交到一个不把陆记当回事的人手里。
必须找新的棉花来源。这是他蹲在车间门口算了半上午账之后得出的唯一结论。
他翻出师父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郑师傅在末尾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潦草，像是随手记的，但后来被人用红笔圈了起来——那个红笔圈是陆建设自己画的，他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圈出来了。“原料即命脉。可自建供应链，亦可区域联合采购，切忌单一渠道绑定，此为小厂倾覆之根。”他把这句话反复读了好几遍，然后合上本子，下了个决心。
他要自己去产棉区。不是县物资站，是主产棉区——几百公里外的冀南平原。他听赵春山提过一次，那边的棉花产量大、品质好，每年秋天新棉上市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棉贩子都往那边跑。如果能绕过中间商直接跟棉农对接，成本能压低至少两成。
但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离开家至少半个月。半个月里，四台机器要照常转，十二户家庭作坊要照常领纱交货，赵春山那边的新订单要按时交付，流水要记、账要对、工人工资要发。这些事情平时全是他一个人在管，建梅能帮他管车间，李会计能帮他做账，但对外联络、谈判决策、突发情况处置，只有他一个人能做。
他跟他娘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是在灶台边上。女人坐在小板凳上剥玉米，手指已经不太灵便了——风湿从膝盖蔓延到了指关节，早晨起来手指头僵得像冻住的树枝，要活动好一会儿才能弯曲。她把玉米粒一颗一颗地从棒子上剥下来，剥得慢，但剥得很干净，每一颗都完整饱满。她面前的搪瓷盆里已经堆了小半盆金黄的玉米粒，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妈，我想去一趟冀南。”陆建设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物资站靠不住，棉纱库存只够二十三天，必须找新的货源。
女人听完，手上剥玉米的动作停了。她把玉米棒子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陆建设。煤油灯的光从侧面照着她的脸，把皱纹照得比平时更深了，颧骨上的两片阴影让她的脸看起来有些凹陷。她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在想什么。陆建设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十七年前，他爹也是这样跟她说要出门，去镇上赶集换粮食，结果回来就病倒了，再也没起来。她也在想三年前，陆建设也是这样背着一个蛇皮袋说要南下深圳，一走就是一年多，杳无音信，她天天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往土路尽头望，望到眼睛花了才回去。
“多远？”她问。
“汽车两天。”
“去多久？”
“快的话十天，慢的话半个月。”
女人低下头，继续剥玉米。她的手指捏住一颗玉米粒，用拇指的指甲从根部轻轻一掐，玉米粒就脱落下来，落在盆里发出一声细小的脆响。她又剥了几颗，然后开口了：“机器谁管？”
“建梅管。她踩了三年的机器，比我还熟。维修的事我教过她基本的，实在不行停一台，等我回来修。”
“外面的账谁收？”
“赵春山那边按时汇款，不用收。供销社王叔那边月底才结，我月底之前一定能赶回来。”
“工人的工钱呢？”
“我走之前先发半个月的。”
女人把一颗玉米粒放进盆里，又拿起玉米棒子转了半圈，继续剥。“路上的盘缠够不够？”
“够。我算过了，来回车票加吃住，十五块够了。我多带了五块，以防万一。”
女人没再问了。她把手里那根玉米棒剥完，把光秃秃的玉米芯扔进灶膛里，拍了拍手上的玉米须。然后她站起来，膝盖弯了一下才稳住，扶着灶台走进里屋。陆建设听见她开柜子的声音——那个柜子是他爹活着的时候打的，松木的，榫卯结构，用了二十多年了，柜门有点变形，每次开关都会发出吱呀一声。女人从柜子深处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从里面抽出几张票子，然后又包好放回去，走出来把钱塞进陆建设手里。
“这二十块你拿着。穷家富路，在外面别省着吃。吃不饱人就没力气，没力气就办不成事。”
“妈——”
“拿着。”
陆建设接过钱的时候，感觉到那几张票子上还有柜子里樟脑丸的气味，凉丝丝的。他低下头把钱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没再推辞。他太了解他娘了——她给他的东西，推是推不掉的，推了反而让她难过。
出发前的那天晚上，陆建设把建梅叫到车间里，一件一件地交代。
“这是四台机器每天的生产排班表，我写好了贴在墙上，你按这个来。一号机和二号机专门跑赵春山的订单，三号机跑王德胜的，四号机跑百货商店的。如果有人来找我要货，你先记下来，等我回来再回复，不要自己答应。”
建梅点头。
“这是仓库钥匙，总共三把。你拿一把，妈拿一把，剩下一把我带走。每天收工之后你亲自锁门，不准任何人晚上进仓库。不是不信任工人，是规矩——管仓库跟管钱一样，要有交接、有记录、有盘点。你每天盘一次，盘完在账本上签字。”
建梅又点头。
“还有这个，”陆建设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这是赵春山那边的电话。如果有紧急情况——机器坏了、原料断了、订单出了变故——你去村支书家借电话打这个号码。赵春山是做贸易的，路子广，他应该能帮上忙。”
建梅接过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哥，”她忽然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你说物资站靠不住，那万一你去冀南也找不到合适的棉花怎么办？”
陆建设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多想。不是因为他没有备用方案，而是因为他不能让“万一”这两个字占了上风。人一旦开始琢磨“万一”，就会畏手畏脚，畏手畏脚就会错过机会，错过机会就不用等“万一”了——直接就是“一万”。
“我去找，就一定能找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发生的事，“中国这么大，棉花不是只有他马采购一家有。”
建梅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转身走进车间，坐在机器前面，踩下了踏板。梭子飞了出去，咔嗒一声，把陆建设没说完的那些话——那些担心、那些不放心、那些临行前的忐忑——全部淹没在了机器的节奏里。
第二天天还没亮，陆建设就出发了。他背上一个面口袋——里面有他娘烙的六张杂面饼、一罐头瓶腌萝卜、两双备用布鞋、一件换洗的粗布褂子——怀里揣着一百二十块钱和一叠空白的采购意向书。意向书是他自己写的，最上头一行是“棉花采购意向书”，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列着品名、数量、价格、交货期、签约人签名，格式虽然土，但该有的要素一应俱全。他在最下面签好了自己的名字，盖了陆记的章——那个章是他用一块硬木头自己刻的，上面只有“陆记”两个字，沾了红印泥盖上去，笔画粗粗细细的，像小孩子写的字。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的时候，他停了一步。槐树还是那棵槐树，树干上被他小时候用镰刀刻的一道疤还在，现在已经长成了一块凸起的树瘤，摸上去硬硬的，像是树自己长出来的铠甲。他拍了拍树干，没有回头，大步走上了土路。
从柳沟村到镇上坐汽车，从镇上到县城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到冀南还要换两趟车。陆建设坐在长途汽车最后排靠窗的位置，车窗外面的景色从黄土塬的沟沟壑壑变成了平原上的一望无际。他在心里默默记着路线——先往东到省界，再往北折向冀中平原，全程大概五百多里，中间要在省城过夜。
长途汽车上挤满了人。有背着麻袋去城里卖山货的农民，有抱着孩子回娘家的年轻媳妇，有两个穿中山装夹着公文包的公家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一路上都在看一本封面磨烂了的书，书名是《经济体制改革论文集》，陆建设瞄了一眼，觉得那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高深。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晕车药的味道，有人靠在椅背上打呼噜，有人把车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跟后面的乘客吵了一架。
陆建设没有睡。他把蛇皮袋抱在怀里当枕头，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平坦，山越来越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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