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抽骨之痛 (第2/3页)
间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全县地图和销售网点分布表，桌上常年放着一台旧电话和一本翻烂了的客户通讯录。陆建设记得有一回他坐在这里喝酒，周明远指着墙上的地图跟他说，以后咱们要把陆记的布卖到这张图上的每一个乡镇去。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干劲、有想法，是能一起把事做大的人。
现在那扇门虚掩着，门板被风吹得一开一合，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是老人在咳嗽。陆建设伸手推开门，屋里一片狼藉。被褥、衣物、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消失了。墙角那台旧电话机还在，但电话线被扯断了，断口处露出细细的铜丝，像被咬断的血管。墙上只剩下几枚孤零零的钉子，原来挂着的地图和表格全都不见了，只留下几个长方形的灰尘印子——地图印、表格印、还有一个相框印，相框里原来放的是周明远和陆建设在厂门口拍的一张合影，照片上两个人并排站着，背后是那块刚挂上去的“陆记纺织”招牌。
地上散落着几张揉皱的废纸，陆建设蹲下来捡起一张。是周明远的字迹——一份客户名单，七八个名字和电话号码，字迹潦草但能辨认。最下面一行被划掉了，划得很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像是在划掉一个不能留下的名字。陆建设把那张纸翻过来，背面是一行更潦草的字，像是在匆忙中记下的：“南边。广州。中山路138号。”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怀里，站起来在空荡荡的屋里站了很久。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看不出愤怒，也看不出悲伤，只看到一种很深的、像是刻进骨头里的沉默。房东揉着惺忪的睡眼从隔壁过来，靠在门框上说“他两天前就退了房，走得很急，连押金都没要，我还以为他家里出了事”。陆建设问“他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房东想了想，说“没细说，就跟我说要出趟远门，可能要很久才回来。对了，走之前他接了个电话，好像提到了‘南边’。”
南边。南边那么大，深圳、广州、珠海，随便一个城市都能把一个人吞得渣都不剩。陆建设把那张揉皱的客户名单折好放进怀里，转身走了。
从镇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接待他的民警态度客气但话不中听，一边填表一边说这种事太多了——年前隔壁镇一个做木材生意的被骗了八千多，到现在都没破案；年后另一个镇一个倒腾化肥的被骗了一万二，也是人跑了钱没了。“你们这些私人做买卖的，跟人合伙之前得查清楚底细。我们尽力，但你别抱太大希望。”民警把笔放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同情也有一种“你自找的”的无奈。
陆建设接过那张报案回执单，折好放进怀里，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脸上，他眯了一下眼，觉得那光线像刀子一样刺眼。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派出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飘来的淡淡槐花香，跟他家院子里那棵槐树是同一个品种。他想起他爹活着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总得栽几个跟头。栽了跟头不可怕，怕的是趴在坑里不爬起来。”他那时候小，不太懂，觉得栽跟头就是摔跤，摔了疼一阵子就不疼了。现在他知道了——栽跟头不是摔跤，是有人从你背后踹了一脚，你摔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爬起来之后还要继续往前走，因为身后还有一家老小、一厂工人、十几户合作农户，他们都指望着你，你不能趴下。
他骑上车，开始一家一家地跑债主。
老马的棉花铺子在镇子东头，门脸不大，后院堆着成垛的棉包。他欠老马将近四千块的棉纱款，是最大的一笔原料债。老马正蹲在院里抽旱烟，看见他进来，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抬头打量了他一眼。老马做了二十来年棉花生意，什么样的客户都见过，赖账的、跑路的、哭穷的、装死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但他从没见过一个欠债的人主动上门来谈还款方案的——通常都是债主追到欠债的人家里去，拍桌子砸板凳地要钱。
“你气色不好。”老马说。
陆建设在他对面蹲下来，把来意说了——钱被卷了，四千块不能一次还清，分三个月，第一批下个月底还一千，第二批年底还一千五，剩下的年后再还清。他从怀里掏出提前写好的还款计划书递过去，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陆记的章。计划书上的字是一笔一划写的，没有一处潦草，每个数字都反复核对过。
老马接过那张纸看了半晌，烟袋叼在嘴里忘了吸。“利息呢？”
“按信用社同期利率算。”
老马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别回腰上，又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看了很久，像是在称一个人的斤两。然后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自己兜里，说了一句：“利息不要。但有一条——还不上，我拉机器抵债。”
“行。”陆建设站起来，朝老马微微鞠了一躬。
从老马铺子出来，又跑了三家。每家都是一样的流程——坐下，说清楚欠多少、什么时候还、利息怎么算，把还款计划书递过去，一条一条地解释。有的答应得痛快，拍拍他的肩膀说“不急，慢慢来”；有的犹豫了一阵才点头，把计划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签字；有的骂了几句才签字，说“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就是不靠谱，今天不被这个人坑明天就被那个人骗”。有个姓黄的辅料商态度最差，指着鼻子骂了一刻钟，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说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不靠谱，还不如趁早关了门回去种地，省得害人害己。陆建设听完了，没有反驳一个字，只是把计划书放在桌上，鞠了一躬，走了。
他走出去的时候姓黄的还在后面骂。他继续往前走，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骂声渐渐远了，被午后街上的自行车铃铛声和卖豆腐的吆喝声盖了过去。阳光照在他后背上，把影子拉得很长，他的背微微弓着——不是驼背，是那种扛了太多东西之后不自觉地往前倾的弧度。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他刚把自行车支在院里，就看见几个黑影站在院门口。赵老栓打头，后面跟着孙木匠、刘老三、李会计，还有最早从陆记领棉纱回家纺线的刘大嫂。几个人在院门口站成一排，手里都攥着东西——有的是钱，有的是存折，有的是用布包了好几层的票子。他们在暮色里看着他，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目光都往同一个方向使着劲，那种劲道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
明翰从堂屋门口探出半个脑袋，手里攥着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四岁的孩子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家里最近气氛不对——爹每天早出晚归，娘走路都带着小跑，奶奶在藤椅上坐到半夜还不睡觉。他看见他爹站在院门口被一群人围住，想跑过去，被明远从后面拉住了衣领。明远把弟弟拽回门槛上坐好，小声说了句“爹在忙”，那语气跟他娘一模一样——稳，不慌。明翰没闹，只是把馒头掰成两半，一半放在门槛上留给哥哥，一半塞进自己嘴里，腮帮子鼓鼓地嚼着。
赵老栓第一个上来，把一卷票子塞进他手里——是前阵子刚还的那一百八，连动都没动过。票子上还带着炕柜里樟脑丸的气味，凉丝丝的。“先紧着急的债还，我的不急。”他说完转身就走，步子又大又快，不给陆建设推辞的机会。
孙木匠递过来六十块。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木屑和胶痕。“你爹当年修纺车，那把旧菜刀是我帮他磨的。这钱你先用，缓过来再说。”
李会计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除了钱还有一份连夜做的债务方案——哪笔该先还、哪笔可以延、哪笔能用货抵，用红笔蓝笔标的清清楚楚，每一条方案的后面都附了计算过程和风险提示。“你这六万块的缺口，要马上付的现款其实不到一万。账上的活钱加上我们凑的，扛得过这个月。下个月的事，下个月再想办法。”
刘大嫂最后一个上来。她从怀里摸出红布包，一层层打开。红布是旧的，边角磨毛了，但洗得很干净。里面是几十块皱巴巴的零票——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最大面额十块，用橡皮筋扎着，总共不到六十块钱。她把钱往他手里塞的时候，嘴唇动了动，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
“建设，你当年挨家挨户发棉纱给我们纺。我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要不是你，我们娘仨早饿死了。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还能纺线，日子紧巴点不怕。你要是把厂子关了，我就没地方领棉纱了。”
她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像是怕不说出来就再也没机会说了。陆建设握着那卷还带着她体温的零钱，喉咙里堵了团东西，堵得他说不出话来。他站在院门口，手里攥着那些钱——新的旧的、整的零的、五块的十块的，叠在一起，被他的汗水浸得微微发潮。他站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不高，但稳。
“各位的钱，我一分不少全还。厂子倒不了。”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他把李会计的方案看了两遍，重新做了一份还款时间表——三个月内还清所有紧急债务，半年内恢复全部产能，一年内把被周明远破坏的销售渠道全部重建。写完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脑子里过着一件又一件接下来要做的事：停两条旧线，辞退六个人，压缩一切不必要开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田秀芹推门进来时他正盯着墙上的“陆记”木板发呆。那块木板是他爹在煤油灯下刻的，有建梅血渍的那一块，上面“陆记”两个字的笔画已经被手摩挲得发亮了。她把一碗热了第三次的粥放在他手边，粥里的荷包蛋已经碎了，蛋黄散在米汤里，糊了半个碗。她把腌萝卜也端来了，又放下一碟新切的咸菜丝。然后她在他对面坐下，拿过那张还款时间表看了看，眉头微微皱着——那是她看账本时惯有的表情，专注而不焦虑。
“你把辞退的工人名单给我。”她说。
“你要名单干什么？”
“明天一家一家去说。你嘴笨，这种事我比你说得清楚。”
陆建设看着她。她在灯下翻着那张纸，眉头微微皱着——那是她看账本时惯有的表情，专注而不焦虑。这些年厂里的大事小事，从工人家里有丧事该随多少份子，到库房里棉纱受潮了该晒多少天，都是她拿主意。她不像他娘那样能一眼看出账目里的猫腻，但她有一种从生活里磨出来的判断力——看人、看事、看分寸，很少出错。她说出来的话不一定好听，但一定是准的。
“秀芹，”他说，“那对镯子——我原打算今年赎回来的。”
田秀芹抬头看了他一眼。那对银镯子——她嫁过来时唯一的陪嫁，当了给厂子里周转，当票压在柜子最深处。她没提过一个字，从来没提过。
“镯子是死物。”她把还款计划表折好放进自己兜里，折得很仔细，先对折再对折，边角对齐了才用掌心压平折痕，“你先把这个坑填上。填完了，你给我打对新的。”她站起来，收了空碗，把煤油灯往他那边推了推，让光更多地照在他面前那本摊开的账本上。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了句“别熬太晚，你那咳嗽刚好没两天”，然后出了门。
第二天一早，田秀芹把明远送到村口学堂门口。明远背着他那个用碎布头拼的书包，走了几步又跑回来，仰着脸问她：“娘，爹昨天是不是没吃饭？”田秀芹蹲下来，把他歪了的红领巾重新系好，说：“吃了。你爹吃了两大碗。”明远看了她一眼，那双眼睛不大，但跟她的一样——看人的时候不会躲闪，像是在判断对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看了两秒钟，他点了点头，转身跑了。他跑起来的时候书包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的，像一只扑腾着翅膀的大鸟。
田秀芹又回到家里把明翰交给婆婆照看。明翰正蹲在院子里拿树枝在地上画画，画的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上面有好几个小圆圈。田秀芹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是“爹的织布机”。她在他头顶按了一下，站起来要走，明翰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她手里。田秀芹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块已经压碎了的高粱饴糖块，糖纸都皱了，显然在小孩子兜里揣了很久。明翰说是上次跟哥哥去镇上赶集时买的，一直舍不得吃。“娘路上饿了吃。”田秀芹把那两块碎糖重新包好放进兜里，在明翰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站起来走了。走出院门口的时候她的眼眶有点发酸，但风一吹就干了。
她揣上一本记着各家地址和领纱数量的小本子，挨家挨户去跑。厂里合作的农户和家庭作坊有十几户，分布在大队好几个生产队里。周明远跑路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传得比她的脚步还快——有人说陆记欠了几十万外债马上就要倒了，有人说陆建设也跑了把烂摊子丢给他娘和老婆，有人说得更离谱，说陆家的房子和机器都已经被债主查封了。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那些靠陆记领棉纱回家纺线的农户耳朵里，所有人都慌了神——对她们来说，每个月从陆记领的那几斤棉纱，纺成线换回来的那十几块钱，是全家买盐买油给孩子交学费的全部指望。田秀芹得一家一家地把这些人心稳下来，把每一根被谣言动摇的线重新固定住。
第一户是村东头的张寡妇，男人在矿上出事没了，一个人靠从陆记领棉纱织布养三个孩子。田秀芹推门进去时，张寡妇正坐在门槛上发呆，面前搁着织了一半的布，梭子上落了一层灰，不知道停了几天了。院子里的鸡也没喂，饿得围着鸡窝打转。
“嫂子，”田秀芹在她旁边坐下来，没有绕弯子，“厂里出了点事，你也听说了。但你的工钱一分不会少。上个月的先结，你点点。”她把钱数出来递过去，是几张票子，五块的、两块的，叠得整整齐齐。
张寡妇接过钱数了又数，数了三遍。她的手有些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半晌，她转过身去拿起那块织了一半的布，手指在布面上摸了一圈，像是在跟什么东西告别，又像是在确认这东西还在。然后她把梭子上落的灰吹了吹，重新插进经线里。织布机响了起来——咔嗒一声，那声音有点涩，但总归是重新响起来了，在安静的院子里回荡。
田秀芹从张寡妇家出来，又走了第二家、第三家。那天她从早上走到天黑，走了十几里路，把十几户全部跑了一遍。每到一户她都同样的话——活不会断，工钱不会欠。有怀疑的当场结钱，有担心的耐着性子解释，有被谣言吓到已经收了纺车的她蹲在人家院里说了大半个钟头，说到口干舌燥也不停。有一户的媳妇听她解释完之后说了一句“秀芹姐，我信你”，然后当着她的面把收到柜子里的纺车重新搬了出来，用抹布里里外外擦了一遍。田秀芹帮她把纺车架好、把棉纱挂上、把锭子的位置调正，看着那架纺车重新转起来，才起身赶往下一家。
走完最后一户时天已经黑透了。她脚上磨出两个水泡，左脚鞋底裂了口，砂土从裂缝里灌进去硌得脚掌生疼。她在村口井边蹲下，脱了鞋倒了倒砂土，又舀了瓢凉水冲了冲脚。井水冰凉，浇在磨破的皮肉上有些刺痛，她咬着牙把鞋穿回去，一瘸一拐地往回走。月光照在土路上，把路面照得发白，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到家时孩子们已经睡了。明远把弟弟的被子掖得好好的，明翰手里攥着那个草编蚂蚱——蚂蚱的翅膀已经断了一根，是明翰自己用口水粘回去的，粘得歪歪扭扭。兄弟俩挤在一张炕上，明翰的腿搭在明远的肚子上，明远也没推开。灶台上温着婆婆给她留的粥，粥已经熬成了糊状，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米油。她端着粥坐下来，把今天跑的十几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哪几家已经稳住，哪几家还观望，哪几家需要再多跑一趟。过完之后她在那个小本子上画了几个记号，然后靠在灶台边闭上了眼。粥碗从手里滑下来，落在膝盖上，差点翻了。
陆建设回来时她已经趴在灶台边睡着了。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只剩一层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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