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信（求月票求打赏！） (第2/3页)
上，墨色的笔画边缘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他忽然觉得，这也许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不是磁带，不是U盘，不是藏在保险柜里的秘密。是白纸黑字，挂在墙上，谁都能看的，他自己的东西。
展览结束的时候，方老师过来收作品。她把陆野的那幅卷起来，用一根布条系好，递给他。
“留着吧。“她说，“不管写得好不好，这是你开始的证明。“
陆野接过画卷，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东西的骨头。
过年的时候，他没有回北方，也没有去西南，就待在那座沿海城市里。腊月二十九，面馆老板关门回重庆了，走之前塞给他一袋自己腌的腊肉，说：“清汤面吃不惯就炒个腊肉，下酒好。“
他确实炒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一个人，一盘腊肉，一瓶从超市买的黄酒。他没开电视，没看春晚，就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烟花一朵朵炸开。黄酒温过了，倒在玻璃杯里，琥珀色的液体晃荡着。他举起杯子，对着夜空碰了一下。没有祝词，没有对象，就是碰了一下。
酒过三巡，他有点微醺。不是那种烂醉如泥的醉，是一种四肢发沉、眼皮发黏的松弛。他靠在椅背上，听见风吹过阳台栏杆的声音，听见远处隐约的鞭炮声，听见自己缓慢的呼吸。这些声音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活人的夜晚。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暴风雪夜，观测站里那堆火。那时候他听着磁带，觉得铁皮屋子小得让人窒息。现在他坐在一座城市的灯火里，反而觉得空间大得可以容纳一切。不是因为屋子变大了，是因为他心里的东西变少了。那些撑得满满当当的、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执念、别人的生死，终于被腾挪出了一部分空间，留给了他自己。
大年初三，他收到了第三封挂号信。这次信封里不止便签，还有一小包干枯的植物。便签上写：“薄荷晒干了的。泡茶喝，醒脑。我在这里种了菜，土豆长得不错。山里安静，早上能听见鸟叫。有时想起修船铺的雨声。但不想回去了。南庄。“
陆野把干薄荷放在掌心里，叶片已经脆了，轻轻一捏就碎成几瓣。他闻了闻，确实有香气，比他种的那种更浓烈，带着山野的辛辣。他烧了水，丢了几片进去。茶汤呈现出浅浅的黄绿色，喝一口，舌尖先是苦的，然后是一股清凉从喉咙一路窜到鼻腔。
他端着茶杯，坐在沙发上，忽然做了一个梦。不是那种睡着了的梦，是清醒的、半幻觉式的闪回。他看见南庄蹲在木屋后面的坡地上，手里拿着一把小锄头，在翻土。阳光打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周围是大片的野薄荷，风一吹就翻起绿色的浪。南庄没有说话，只是专注地锄着地，偶尔停下来，拈起一片叶子闻一闻。
画面消失了。陆野眨了眨眼，茶杯还是温的，阳台上的薄荷还是安静地立着。他低头看着杯底的茶叶和薄荷碎屑，忽然觉得，南庄过得还不错。不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不错，是那种真正地、缓慢地、一寸一寸地从废墟里往外爬的不错。他不需要陆野守着了。陆野也不需要守着他了。
他们各自在各自的山脚下，种各自的薄荷。
三月的时候，社区组织了一场义务植树活动。陆野报名了。不是因为热心公益，是他觉得该出去动一动。那天早上他跟着一群大爷大妈坐大巴去了郊外，在山脚下的荒坡上种了一排香樟树苗。他分到一棵，挥着铁锹挖坑，土很硬，碎石多，他挖了二十分钟才挖出个勉强能放进去的坑。树苗放进去，培土，浇水，最后挂上一块小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
“陆野“。两个字，刻在木牌上，挂在树枝上。风吹过来的时候，牌子晃了一下，发出细微的碰撞声。
他站在那棵树前面看了很久。这是他第一次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一个标记，一个和别人无关、和任务无关、和守墓无关的标记。这棵树会长高，会长粗，会在几年后投下一片阴凉。到时候他可能已经不在了，但这棵树会记得，有个叫陆野的人在某年春天把它种在这里。
回程的大巴上，坐在他旁边的大妈跟他聊天，问他有没有孙子，他说没有，说一个人住。大妈叹了口气，说那多孤单啊。陆野说还好。大妈又问那有没有找个伴，陆野说没想过。大妈就不再问了，转头去看窗外的油菜花田。
陆野靠在车窗上，看着公路两侧的树木向后倒退。他想起南庄信里说的“山里安静“。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去看看。不是现在，不是带着某种目的的去看，而是在某个普通的日子里，买一张票，坐上一列火车，去一个没有海的地方，看看一个种土豆的老头。
但他不确定。因为不确定，这件事反而有了某种轻盈的可能性。不像从前，所有的行动都背负着重量，每一步都踩在别人的命运上。现在他可以不确定，可以犹豫，可以想了半年也不出发。没有人等着他，没有什么在催促他。
四月的一个下午，他正在阳台上修剪薄荷的枯叶，门铃响了。他很少接待访客，物业通知他缴费都是打电话。他放下剪刀，走到门口，从猫眼往外看。
门外站着一个人。不高，瘦，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陆野的手指在门把手上停了三秒。然后他打开了门。
南庄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脸上带着那种生锈铰链被转动一格的表情。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但眼神比在医院里那次清亮了一些，不再是那种被掏空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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