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九章：寻根 (第2/3页)
会机械研究所，任务是利用合法身份，为根据地获取急需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资料。”
他喝了口茶，眼神飘向窗外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您父亲谢文渊先生，代号‘荆江’，1946年从重庆调到上海，在家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对外是研究所的同事，实际上……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谢继远摩挲着笔记本的封面：“我父亲很少提起在上海的事。我只知道，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留下参加接管工作。1950年又奉命南下……就再也没回来。”
“1949年4月，”李明道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家叔奉命撤离上海，去台湾潜伏。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页纸上没有技术笔记，只有一行用暗语写的话：“齿轮已运至三号码头仓库，钥匙在黄浦公园第三棵梧桐树下。此去一别，各自珍重。愿重逢之日，可见新天地。江鸥”
下面有另一行字，字迹不同，更潦草些：“同心可度，终有归期。珍重。荆江”
“这是他们的告别。”李明道轻声说，“‘齿轮’指的是一批美国援助的精密机床，家叔通过特殊渠道截留下来，藏在码头仓库，准备运往解放区。但形势变化太快，最后这批设备没能运走。家叔撤离时，把仓库钥匙的埋藏地点告诉了你父亲。”
谢继远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两行字。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1950年会主动申请去台湾。不光是任务，也许……也许还想找到当年没能带回来的同志，找回那批没能运到解放区的设备。
“家叔到台湾后，继续以工程师身份潜伏。”李明道继续道，“他在台湾成立了正明精密机械公司，表面上是从维修美军设备起家，实际上一直在暗中搜集情报，寻找与大陆恢复联系的机会。但1950年后，两岸联系完全中断。他等啊等，等到1955年，等到1960年……等到1965年病重时，还在念叨：‘老谢该回来了，我们的任务还没完呢。’”
咖啡厅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钢琴声，还有玻璃杯里茶叶沉浮的细微声响。
“1965年春天，”李明道的声音更低了，“家叔自知时日无多，把我叫到病床前——那时我二十六岁，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对家叔的过去一无所知。他第一次向我坦白了他的真实身份，把这本笔记本交给我，说：‘明道，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东西。里面记录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段历史，一份承诺。如果有一天……有一天两岸能够重新对话，你一定要找到‘荆江’的后人，把这个还给他们。’”
谢望城静静地听着。这些故事，他从未听爷爷或父亲讲过。在武陵山的家里，关于爷爷的回忆总是很简短——牺牲，烈士，光荣。而那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那些在暗夜里用生命守护信念的细节，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模糊了。
“家叔说，”李明道翻开笔记本的中间几页，“他们最自豪的一次行动，是1948年冬天。当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封锁，根据地的电台严重缺乏真空管。您父亲通过技术渠道，搞到了一批美国军用真空管的图纸和样品。家叔则利用他在研究所的权限，组织‘技术攻关小组’，以‘研究进口设备替代配件’为名，秘密仿制了三百只真空管。”
那一页上，贴着几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几个穿着工装的人围在一台设备前，看似在研究什么。但照片背面用密码写着：“1948年12月7日，第一批仿制真空管通过水路运抵苏北。可用于十五瓦电台，实测寿命超美制品百分之二十。”
照片里那个站在最左边的清瘦身影，正是年轻的谢文渊。他微微侧着脸，看不清表情，但站姿挺拔，像一棵青松。
“这批真空管，”李明道说，“在后来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保障了前线通讯。家叔常说，那是他们为新中国做的最直接的贡献。”
谢继远闭上眼睛。许久，他睁开眼，对儿子说：“望城，你记得吗？你爷爷留给我的遗物里，有一只旧怀表，表盖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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