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烽火南洋 (第2/3页)
在“赎罪金“那本簿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中法军资，十八万两。望能换来几个平安的村子。“
可他心里知道，平安不是银子能换来的。银子能买炮弹，买不来不挨打。
1885年三月，冯子材在镇南关打了大胜仗，法军溃退。消息传来那天，整个巴达维亚华人区的鞭炮铺子被买空了，满街都是红色的纸屑和硝烟味，孩子们在巷子里疯跑，大人们站在门口笑着抹眼泪。张振勋那天破例喝了半瓶威士忌，喝得有些上头，拍着桌子对黄阿福和老汤说：“看见了没有！中国人能打！谁再说中国人不行，我跟他急！“
可高兴了不到两个月。
五月，《中法新约》在天津签订。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开放云南、广西口岸，法国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通商、投资建厂。镇南关打了胜仗，可谈判桌上输得比战场上还惨。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条约上签了字，那些南洋华人捐的银子、寄的物资、流的眼泪，一笔勾销，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张振勋是在槟城收到的消息。那天他在商会办公室里跟张煜南谈事，有人送来一份电报，他接过来看了一眼，手就僵在了半空。
张煜南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也变了。“这……这不公平。咱们打了胜仗，凭什么还签这种条约？“
张振勋没有回答。他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的槟城港风和日丽，海面上船来船往，一切平静得让人心里发堵。
“凭什么？“他轻轻重复了这三个字，像是在问张煜南，又像是在问自己，“凭什么？就凭咱们的炮不如人家的好，凭咱们的船不如人家的快，凭咱们的朝廷——“他停住了，那句话在舌尖上转了转，咽了回去。
张煜南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再说话。两人在窗前站了很久。
那天夜里，张振勋想起这两年来南洋华人的那些捐款——那些在码头扛包的劳工，把自己攒了半年的工钱捐了出来；那些小商贩，把预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银元送来了；那些乡下的老人，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他们捐的时候眼睛里都亮亮的，说“给朝廷打洋鬼子“。可现在呢？朝廷把他们的血汗钱换来的东西，轻轻一纸和约，就抹平了。
张振勋又想起左秉隆说过的话：“朝廷现在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回国办洋务、兴实业。“
他当时没有立刻回应。如今他在这阵腥咸的海风里重新想起那番话，心里头翻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像一碗药，苦，但得喝。
他给左秉隆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可写了三遍才寄出去。第一遍写得怒气冲冲，第二遍写得拐弯抹角，第三遍他平复了情绪，一字一字地誊在宣纸上：
“秉隆兄如晤：
弟身在南洋，心悬故国。去岁以来，我等南洋同乡昼夜募捐、奔走不暇，每闻前线捷报则喜不自胜，每闻战败则寝食俱废。今镇南关一战大捷，本为扬我国威之机，然朝廷竟以胜求和，签城下之盟，割利让权，弟闻之痛心疾首。
弟思之再三，以为我辈华人在外，纵有万贯家财、千顷产业，若朝廷不自强、国势不振兴，则终为洋人眼中之肥肉耳。今日法国人占越南，明日英国人割缅甸，后日何人再来？朝廷若仍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思变法图强，则割地之痛将永无休止。
弟本一介商贾，不知军国大事，唯以此微躯所能及者，竭尽全力。然今日之事让弟明白：金山银山，不如自家一座靠得住的山。
——弟 张振勋 顿首“
信寄出去之后，他等了二十七天。回信来的时候，他正在码头上检查一批要发往福建的药品。黄阿福举着信跑过来，他擦了擦手才接过，拆开来看。
左秉隆的字他认得，端正沉稳，笔笔有劲。信上没有寒暄，开头就是一句：
“振勋兄大鉴：来信读罢，掩卷良久。兄言'朝廷若不自强，我等在外头挣再多钱，也只是洋人眼中的肥肉'，此语切中时弊，弟深以为然。“
后面几段说的是朝中洋务派的近况，李鸿章如何如何，张之洞如何如何，总理衙门正在筹划哪些新事。最后一段话，左秉隆写得很轻，可张振勋看了三遍：
“所以更需要你这样的人回来。不是现在，是等你准备好的时候。大清的病，不是几场胜仗能治好的。根子太深了，得有人从外面往里挖。你懂机器、懂银行、懂轮船，你在南洋跟洋人打了二十年交道，你比朝里那些只会背书的翰林，更知道洋人的脉门在哪。回来，不用做官，做你的事就好。“
张振勋把信读了三遍，折好，贴着胸口放进了内袋——跟那幅写着“器识恢宏“的宣纸放在一起。
他站在码头上，看着眼前的巴达维亚港。货轮正在装船，华人工人扛着麻包走过跳板，汗水滴在木板上，留下深色的印子。远处海面上有一艘法国商船正在靠港，白色的船身上漆着三色旗，船头站着几个穿着笔挺制服的法国人，正在谈笑风生，仿佛过去那两年的炮火跟他们毫无关系。
“阿福，“他忽然开口，“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一条路，是我们华人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走得通的？“
黄阿福被他问住了，眨了半天眼，才磕磕巴巴地说：“掌柜的，您已经走得挺通了。您都把船公司买下来了。“
张振勋摇了摇头。“还不够。差得远。“
他没有再说下去，转身往裕和行的方向走了。黄阿福跟在后面，看见他家掌柜的背挺得笔直，可脚步比平时沉了一些，鞋底碾在码头的水泥地上，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
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法国酒商。
那是个瘦高的中年人，留着两撇修剪得极精致的胡子，自称叫杜兰德，代表波尔多地区几家酒庄来南洋开拓市场。他给张振勋递了一张名片，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二瓶葡萄酒——拉菲、玛歌、拉图，每一瓶都用软木塞封得严严实实，瓶身上贴着烫金的酒标。
“张先生，“杜兰德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式尾音，“这是战争之后，我们法国第一次重新大规模向中国和南洋出口葡萄酒。我知道您是大商人，希望您能帮忙分销。“
张振勋坐在大班桌后面，没有立刻回答。他拿起一瓶酒，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酒液清澈透亮，呈深宝石红色，瓶底的沉淀物极少，是上等的货色。他又看了看瓶身上的酒标，上面印着酒庄的名字、年份、产区，每一个细节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杜兰德先生，“他放下酒瓶，看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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