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烽火南洋 (第1/3页)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八月。
这年秋天来得特别早，八月底巴达维亚的风里就带了凉意。消息传到巴达维亚的那天，张振勋正在账房里核对上半年的收支。黄阿福几乎是撞开门进来的，手里捏着一卷新到的《申报》，脸色发白，纸卷还在发抖——“掌柜的，出事了！法国人打过来了！“
张振勋接过报纸，展开。头版上印着一行粗黑的大字：“法国侵越，清廷宣战。“
他把那行字看了两遍，然后放下报纸，坐回到椅子上。窗外的风忽然大了起来，把窗棂吹得嘎吱作响，像是在为某个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的动荡而震颤。
中法战争。法国人想要越南，可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国人打越南，就等于是打了中国的脸。朝廷忍了又忍，从李鸿章到张之洞，从军机处到六部，争了几个月，终于还是宣了战。
张振勋把那一期的《申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战事的消息断断续续的——法国舰队在越南沿海活动，清军正在往广西和云南调兵，福建水师严阵以待，台湾那边也紧张起来。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模糊的不安，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断。
他在那张报纸前面坐了很久，最后站起来，走到窗前。巴达维亚的街面上还是跟往常一样热闹，人声、车声、叫卖声混成一片。可他知道，在这片热闹底下，南洋的华人圈子里正在涌动着同一种情绪。那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劳工，那些做小生意的商贩，那些在种植园里干活的华工，他们也许看不懂报纸上的那些官话文章，可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洋人又打到家门口了。
张振勋把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然后他提笔给槟城的张煜南、新加坡的谢荣光、怡保的胡子春各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都一样：“中法战起，南洋华人不能坐视。请各位来巴达维亚一聚，商议募捐之事。“
他把信交给黄阿福，让他连夜送出去。然后他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灰沉沉的海面，把身上那件绸衫的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好，扣到了最顶上那一颗。
三天后，槟城传来消息。又五天后，新加坡传来消息。再半个月，荷属东印度各埠的华人商会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发出了募捐号召——“救国保乡，义不容辞“。 那些平日里为了三五分利争得面红耳赤的商人，这一回出奇地齐整，你一千我两千，有的整个商号上下捐了半年的盈余。码头上扛包的苦力，自己饭都吃不饱，愣是把兜里最后一枚铜板投进了募捐箱。
一个老侨领站在募捐台前，拄着拐杖说了句让满场人落泪的话：“咱们漂在南洋，是没根的浮萍。可老家要是没了，浮萍连漂的地方都没了。“
十天后，巴达维亚。
裕和行后院的祠堂被临时布置成了一间议事的厅堂。正中的供桌上撤去了香炉，摆上了一张南洋群岛的舆图，图上用红笔标出了中越边境和沿海几个关键的位置。张煜南、谢荣光、胡子春都到了，另还有七八位从苏门答腊和马来亚赶来的华商，坐了满满一屋子。
张振勋站在舆图前面，等众人坐定了，开口说：“诸位，今天请你们来，不是为我张振勋，是为我们的朝廷，为我们在南洋的几十万的华人。法国人打越南，打的是大清的门槛。咱们在南洋做生意、过日子，靠的是大清的招牌——招牌倒了，咱们在南洋就站不稳。“
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南洋的华商再有钱、再有势，在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眼里，终究是“大清子民“。大清弱了，他们在南洋的腰杆就直不起来。
“我带头，“张振勋说，“捐十万两。“
十万两。这个数目报出来的时候，在座的人都吸了一口气。十万两白银，相当于裕和行两年的净利，够在巴达维亚买下整整一条街的铺面了。可张振勋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我给诸位交个底。“他说，“我张振勋的钱是南洋的水土养的，可南洋的水土养出来的这条命，是大清给的。朝廷现在要用人、要用钱，我们南洋的华人再不站出来，将来让人家说我们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了。“
张煜南第一个站起来：“我捐五万。“谢荣光紧接着：“我三万。“胡子春把烟袋在桌沿上磕了磕：“我出四万，另外再加一千担粮食。“
那一个下午，南洋华侨捐出来的银两总数超过了五十万。张振勋让账房先生当场造册登记，每一笔捐款都写得清清楚楚，一式三份，一份留在南洋商会备案，一份托人送回国内转交户部，另一份他自己收着，锁进了铁皮箱里。
募捐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南洋各地的华商纷纷响应。槟城、新加坡、曼谷、西贡——各地的商会都动了起来，钱的、粮的、药品的、布匹的，一船一船地往国内运。那些平时在码头上扛包的劳工也掏了腰包，有捐几块银元的，有捐几匹土布的，还有人挑着担子到募捐点来，放下两袋自家种的大米，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了。
张振勋每天在募捐处从早坐到晚，登记、核数、安排船运，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来，看见他伏在桌上对着一摞单子，后脖颈上全是汗，衣裳的后背都湿透了。她把饭盒放在桌角，没有催他，只是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替他整理那些散乱的文件，一张一张地摞好、夹进卷宗里，用炭条标上编号。
他抬头看了她一眼，想说句什么，可嗓子哑得发不出声。她朝他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忙你的“。他低下头，继续写他的信。
募捐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到最后，南洋华人总共捐出了将近两百万两白银，以及大量粮食物资。这些钱和物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广西和云南的前线，一部分入了户部国库，一部分由各地督抚直接支配。
可这一切，并没有换来一场胜利。
基隆港被炮击，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十二艘战舰沉在闽江口的海水里，上千名水兵连尸体都找不全。消息传到南洋的时候，槟城的华人商会炸了锅，有人当场把茶碗摔了，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拍着桌子喊“打回去“。
可又能怎么“打回去“呢？隔着三千里的海，他们能做的只有汇银子、寄物资、写信回去问“老家还好吗“。张振勋组织南洋华人募捐委员会，前前后后汇回国内的款项超过两百万两白银，棉被、药品、军服装了十几船，从新加坡港发往福州和广州。码头上日夜不停，扛包的苦力轮班倒，船一靠岸就装货，装满就走，船帆鼓满了风往北去，像一群衔着救命草的鸟。
张振勋自己后来又捐了两笔，一笔三万，一笔五万。他没有记账，没有让任何人登报，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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