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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巴达维亚之誓

    第十七章 巴达维亚之誓 (第1/3页)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的春节,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宅子里过了一个格外安静的除夕。

    孩子们在院子里放炮仗,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朱月芝抱着元郎在廊下看烟火,小元郎差不多四岁了,高兴的指着天上喊“花!好大的花呀!“温惠兰和温惠莲姐妹在厨房里忙活,客家酿豆腐的香气混着闽南年糕的甜味,从灶间一路飘到正厅。

    张振勋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一壶茶、一封刚写好的信。信的抬头是“左秉隆兄“,正文他只写了几句:

    “秉隆兄:

    中法一役,弟虽痛心,却不曾灰心。兄所言'病根太深,需有人从外面往里挖',弟反复思之,深以为然。

    弟如今尚不能归,南洋产业千头万绪,尚有未了之事。然弟已在为归国做准备。有一事弟想了很久,今日终于决心一试——弟欲在中国北方择一良地,试种葡萄,酿中国自己的葡萄酒。

    法国人能把酒卖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也能酿出比他们更好的酒。

    此愿或需十年、二十年方能成就,但弟愿从今日始。

    兄且静候佳音。

    ——弟 张振勋 顿首“

    他把信折好,封上,贴上邮票。然后他端着那壶茶走到院子里,站在廊下,看着孩子们在烟火里跑来跑去。

    元郎看见他出来了,摇摇晃晃地跑过来抱他的腿,嘴里喊着“阿爸阿爸“。张振勋弯腰把他抱起来,举过头顶,让他看得更高一些。满天都是烟花,红的、绿的、金黄的,在巴达维亚的夜空里炸开来,又散落成千万颗碎星。

    “元郎,“他轻声对怀里的儿子说,“你长大了,阿爸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冬天会下雪,夏天有知了叫,有漫山遍野的葡萄藤。你喜不喜欢?“

    元郎听不懂,只是拍着手笑,眼睛映着天上的烟火,亮晶晶的。

    张振勋抱着他,在廊下站了很久,直到最后一朵烟花熄灭,夜色重新沉下来。院外的炮仗声渐渐稀疏了,远处传来寺庙守岁的钟声,一下一下,浑厚悠长。

    他把元郎交给朱月芝,自己回到书房,把那本英文的葡萄种植手册又翻开来,在扉页空白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光绪十二年除夕。记:有一天,要让中国人喝上自己的好酒。“

    写完他把书合上,放回铁皮箱里。箱子里已经攒了十几本关于葡萄酒的书、几十封跟各地种植园主的通信、一大堆他亲手抄录的数据和心得。这些东西现在还只是一堆纸,可他知道,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片园子,变成藤蔓上的果实,变成瓶子里的液体——变成某种能让中国人抬着头喝下去的东西。

    他关上箱盖,和那张“器识恢宏“的宣纸、还有左秉隆的回信,一起收着。锁好,把钥匙放进内袋里,贴着那枚字迹模糊的雍正通宝,然后熄了灯,走进院子里那片尚且安静、可即将迎来又一个黎明的夜色中去。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秋。巴达维亚。

    张振勋四十九岁了。

    鬓角的白发已经从两鬓蔓延到头顶,像冬日里第一场薄霜落满了山坡。可他的腰背依然挺直,走路依然带风,眼睛里的光比二十年前更沉了,沉得像一口深井,井底有火,只是一般人看不见。

    这年秋天,他收到了一封请柬,洒金硬纸,法国领事馆的火漆封缄,用纯正的法语写着他的名字。日子定在七月十四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庆日前夜。请柬措辞客气,说“恭请张先生光临“,列在贵宾名单的第一位。

    老汤把请柬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眉头拧着:“掌柜的,法国人的国庆,请咱们华人去做什么?往年可没这规矩。“

    张振勋把请柬接过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去年我在槟城跟他们总督府签了一笔三千吨的橡胶合同。今年他们想续约,顺带在国庆宴上亮个相,让其他洋商看看——'我们法国人跟华人巨商关系好着呢。'“他停了一下,嘴角微微弯了弯,“官面上的事,就这么些。去吧。不去,人家觉得你怯场。“

    老汤还想说什么,张振勋摆了摆手。“备衣裳。穿那套黑的。“

    国庆日傍晚,巴达维亚的法国领事馆灯火通明。领事馆是座三层殖民风格的白色建筑,拱廊、立柱、落地长窗,院子里种着齐整的棕榈树,每棵树的树干上都缠了红白蓝三色的绸带。二楼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把一屋子的人照得纤毫毕现,满眼是军礼服上的金绦带、晚礼服上的珠宝胸针、各色绶带和勋章在灯光下互相辉映。

    张振勋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燕尾服走进去的时候,厅里的喧哗声停了一瞬,然后重新响起来,只是那声响的调子变了——有人侧目,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端起酒杯远远地朝他举了一下。荷兰的、英国的、法国的商人政要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张振勋。南洋华人首富。那个把荷兰人的船务公司买下来、规定头等舱只许华人坐的怪人。

    法国领事马尔尚先生迎上来,笑容满面。他是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子,头顶微秃,留着拿破仑三世式的络腮胡,说话时两只手爱比划,像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乐队。“亲爱的张先生!您肯来,鄙馆蓬荜生辉!“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南法口音,软糯黏稠,像融化的太妃糖。

    张振勋伸出手去,跟他握了握。“领事先生客气。您相邀,不敢不来。“

    寒暄了几句,马尔尚引他到主桌落座。位置排得讲究——右手边是荷兰驻巴达维亚的总督代表,左手边是英国商会的会长,对面是一位穿海军制服、胸前挂满勋章的法国军官。桌子上铺着雪白的桌布,银质餐具擦得锃亮,每人面前排了三只酒杯:一只细长的喝白葡萄酒,一只圆肚的喝红葡萄酒,一只小盏的喝餐后甜酒。

    张振勋坐下来,不动声色地扫了一圈。满桌都是洋面孔,只有他一个华人。他注意到隔壁桌上几个英国商人正朝他这边张望,眼神里带着好奇,也带着某种他再熟悉不过的东西——那种“你凭什么坐在这儿“的打量。他把那眼神接住了,不躲不闪地回看了一眼,那几个人便讪讪地移开了目光。

    酒宴开始了。

    先是开胃菜,然后是冷盘,然后是汤。每道菜都配了酒,侍者端着银盘在桌间穿行,醒酒器里的酒液被倒在杯子里,散发着醇厚的香气。马尔尚一边吃一边跟左右谈笑,时不时转过头来对张振勋说一句“张先生尝尝这个““张先生觉得这酒怎么样“。

    张振勋一一应着。他吃得很斯文,刀叉使得比在座的某些洋人还顺溜,每一道菜都尝了,每一杯酒都只啜一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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