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浮出水面 (第2/3页)
David在三个交易日内分三批平掉了全部1500手多头合约。平均平仓价约2980美元。每吨利润约660美元，37500吨合计约2475万美元。扣去交易佣金和融资成本后，净利润约820万英镑。
一亿零三百万港币。
加上之前突破1.2亿的资本总收益，凌之飞的累计资本收益达到了约2.3亿港元。
这个数字他没有写在任何纸上。烧掉的方式已经不够安全——他改用碎纸机，将Smith Brothers的结单碎成米粒大的纸屑，分三次丢进太子道写字楼不同楼层的垃圾桶。
但David信中提到的那个信息让他不安——有财经记者在查LME铜期货大单的事。
凌之飞不是第一次面对曝光风险。1987年他在美股和伦敦同时做空，2562万和负144万的交易记录一直锁在汇丰保险柜里，没有人查过。九龙仓、会德丰、恒指期货——每一次操作的规模都比前一次大，但每次他都通过不同渠道分散执行，确保没有任何一条线上的经纪人看到全貌。
但LME铜期货不同。这笔交易太大——1500手、37500吨、净赚820万英镑——在LME的日成交量里虽然不算顶级，但足够引起行业注意。而且1994年到1995年的铜价大涨本身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财经媒体在追踪大庄家的动向。
凌之飞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给David回了一封电报：“NO VISIT PLANNED. PLEASE ENSURE CLIENT CONFIDENTIALITY AS PER AGREEMENT. REGARDS, LIN.“
Smith Brothers的客户保密协议确实严格——他们服务的本来就是海外匿名客户。但财经记者不需要知道“Mr. Lin“是谁，只需要知道“有香港资金在LME铜期货上赚了上亿“这个事实，就足以在香港媒体上掀起波澜。
果然，1995年6月中旬，《信报》财经版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LME铜期货大单香港客获利逾亿》。
文章没有点名任何人，只是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伦敦交易员的话：“1994年初有一批香港资金大举做多LME铜期货，持仓量达到1500手以上，在1995年1月铜价见顶后获利离场，估计净利润超过800万英镑。这笔交易的规模在亚洲客户中非常罕见。“
报道最后分析道：“过去十年，香港资金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从1987年股灾中的美股做空者，到此次LME铜期货的多头大单，香港投资者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国际化、专业化。“
凌之飞在太子道办公室看完这篇报道，将它折好放进抽屉。
没有被点名。但“香港资金“和“逾亿利润“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足以引起有心人的关注。
他没有慌。十五年的低调生活让他养成了处变不惊的习惯——比这篇报道更危险的事他经历过不止一次。1980年兑六合彩时的紧张、1987年伦敦put option亏损时的自省、德宝结业时抢购影院时的博弈——每一次他都扛过来了。
真正让他思考的，是另一件事：他的隐身时代，可能要结束了。
不是因为LME铜期货的报道——那篇报道没有提到电影行业。而是因为星辉院线。
六月底，《电影双周刊》用了一个跨页专题，标题是《星辉院线：八间影院一个老板》。
记者用了三个月时间，逐一走访了星辉院线旗下的八间影院，从工商登记处调取了公司注册资料，拼出了一张完整的星辉院线版图。文章开头这样写：
“如果你最近一年去过沙田、荃湾、佐敦、旺角、深水埗、铜锣湾、北角或湾仔任何一间挂有'星辉'招牌的戏院，你其实都在帮同一个人赚钱——凌之飞。“
文章详细列出了八间影院的地址、座位数、开业时间、月均票房估算，并追溯了凌之飞的履历：1980年龙虎武师入行，1982年凭《最佳拍档》剧本签约新艺城，同年成立星辉影业，之后陆续拍摄《开心鬼》系列、《赌坛新秀》、《家有喜事》等票房过千万的影片。与此同时，他从新界沙田开始，一间一间地收购和改建影院，十三年间积累到八间——覆盖新界、九龙、港岛三个区域。
“以八间影院的规模计算，星辉院线的年票房贡献能力约在八百万港币以上。“文章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院线运营者的分析，“这个规模虽然还不到嘉禾或金公主的三分之一，但已经超过了新宝和东方——星辉已经是香港第四大院线。“
“更值得注意的是，凌之飞同时拥有金藜电影公司和亦迎樱电影公司——前者主攻商业喜剧，后者定位中高端文艺片。从制作到发行到放映，星辉已经初步具备了垂直整合的能力。这种模式在香港电影史上只有邵氏和嘉禾实现过。“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凌之飞今年三十七岁。十三年前他还是一个在九龙城寨片场蹲活的无名武师，今天他坐拥八间影院、两间电影公司，票房累计超过六千万港币。香港电影圈从来不缺白手起家的传奇——邵逸夫从上海到香港，邹文怀从邵氏出走，麦嘉从纽约回来——但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