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3章 文治武功，神器归于有德而气象自生 (第2/3页)
河北的时候，文明太后搞的一次极富成效，乃至影响後世一千多年的制度改革创新。
隋朝保闾制，唐代乡里制，宋代王安石的保甲制，明代王阳明的十家牌制，皆始於厮。
自户籍制度汉末崩盘後，历经了三百余年，才终於有一个政权对治下做了一次土地与人口普查，而这个政权竟然还是鲜卑政权，所谓以胡制汉以少制多。
那是个什麽时候？
那时候南北对峙，东西分裂，拓跋鲜卑建立的魏政权，政治中心仍在山西平城，据山西而临天下。
河北、关中遍地都是豪强坞堡。
鲜卑魏实施所谓宗主督护制，实际上几乎就是现在曹魏、孙吴的世族豪强包税制，令豪强自治而已。
可『户调制、授田制、三长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直接打破了豪族对人口土地的隐匿，使国家直接掌控编户，削弱了地方豪强势力。
虽然几十年後制度再次崩盘，但那已是极富能力的文明太后、还有汉化组名人孝文帝元宏全部死後，才开始的秩序全面崩塌了。
可一旦局势稍稳，当政者马上就会重新启用这套，已经证明过极其有效的制度。
这套制度成功的前提，是国家掌握大量无主荒地用於授田，且政治清明，政令不在内部遭到掣肘，最後加上中央对地方有足够的控制力，也就是中央所颁布的政令，地方州郡县能够坚决执行。
这几点，现在的大汉全部都有。
虽说随着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加剧、官僚体系腐化、战争消耗，制度必然走向崩坏，但所有制度本身都是带有『生命周期』的，所有制度的崩坏都具有历史必然性，绝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
刘禅眼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得人口，如何吸引荫户成为大汉编户的问题，就是如何越过豪强，直接把手伸到基层的问题。
如果他的目标只是像刘秀那样一统天下，完全可以不这麽做，完全可以怎麽让豪强快乐怎麽来，完全可以怎麽最快、最多、最轻松地汲取民间资源怎麽来。
但刘秀的前车之监在前，作为一个穿越者，如果连这麽点尝试都不敢做，那就太废物了，还有穿越者前辈直接在这里摊丁入亩呢！而他不过多迈了半步而已。
史载，文明太后在实施户调制、计口授田与三长制後，『国家计省昔十有余倍。』
非是指国家开支节省了十几倍，而是指国家财政效率，也即实际财政收入与徵税成本的综合效益，得到了十倍以上的提升。
此前徵收赋税，是直接向包税豪强徵收，他有一百户，只给你缴十户的税，所以税率必须提得足够高，高到足以维持政权的运行。
实施新制後，全面降税，引荫户为编户，税基爆炸式增长。
百姓在总负担下降的情况下，主动成为国家编户，领取田亩，纳税人口大增。
国家以极小的成本，获得了土倍於成本的收益，即使这个总收益与原本的赋税差不多，甚至还要略少。
而为国家徵税、维稳的三长，并没有完全取代地方豪强大宗，而是将他们纳入其中的同时，将略弱於他们的中小豪强纳入政权，分割了地方豪强大宗的地方自治权。
这几乎与大汉在蜀中所进行的改革是一样的，扩大胥吏队伍嘛，给胥吏以未来的政治利益嘛，只不过这次又向前走了半步。
蜀中如今的制度，最基层的吏员到『里』这一级就结束了，一里负责二十五户人家，现在，则是在旧制的基础上多增了一个『邻』。
此前给予的政治利益，不是进入国家行政系统成为郡县佐吏，而是免其户一人徭役，并发予俸禄。
因为彼时大汉只有一州，郡县官僚系统早挤满人了，不可能承诺说让你三年後可以成为郡县佐吏。
现在不一样了。
官僚系统出现了大量空缺。
三长作为半义务职，其报酬远低於养一支庞大的胥吏队伍，将来还能晋升为国家行政人员。
这降低了国家从无到有自己培养官吏的难度，对於一个仍处於上升阶段，而又极缺官吏的政权来说，简直就是双赢的制度。
费禕、董充、董厥、孟光这些大吏哪里不明白这一点呢？
所以在看完天子给出的这一整套组合拳後，愈发觉得，这似乎真是一套可以在荆州施行的新政。
至少在夷陵、夷道、江陵、临沅四地试行，不会出现什麽大问题，因为大汉的军队就在这里。
心思敏捷的费禕不由暗自感喟。
像他这样的府僚大吏，主政巫、秭、夷陵新复之地近一年，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荆州建立新制，而是直接搬了蜀中的经验。
而这位天子竟然苦心孤诣至此，荆州新复，便抛出了一套制度，还是一套当真恰合时宜的制度！
其中或许免不了法邈、张表、霍弋、诸葛乔这些年轻人从旁筹谋，但能在亲征劳苦之余，思考如此长远之事，何其可贵？
联想到关中克复後的鹰扬折冲内外府兵盗制。
再联想到冯翊东巡後，这位陛下制定的四柱记帐法，墨入朱出咨法等大大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
等到将来大汉挺一寰宇，论文治武功，古往今来，还能有几位帝王能与比肩？怕是屈指可数了！
这不是费禕一个人的想法。董充、董厥、孟光这些国家大吏，此刻无不在内心领出类似的感喟。
在天子冯翊东巡归来後，国家主颁布了所谓『从条诏书』。
其後并『从条诏书』与『四柱计帐法』作为官员考核的硬指标，每年年终必须进行考核。
太守、令、长，不通从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这只是官员的准入资格。
其後主有相应的政绩考核。
『尽地利』与『均赋役』的量化考核，直接将官员辖区内的胸口增长数、垦田亩数作为硬指标。
完成得好，就是践行了『尽地利』和『均赋役』二诏。
『敦教化』与『恤狱讼』，则考察官员是否通过教化，使辖区内民风改善。
如孝悌案例增多，诉讼减少，司法是否公正清竹，有无冤狱，治安好坏。
这些虽难并完全量化，但可并通过遣使巡视、察访、听取民也口碑等方式进行评定。
『先治心』与『擢贤良』则是操行监督。属於一票否决项。一旦在此出现大问题，其他政绩可能直接被全盘否定。
事实上，除了四柱记帐法是新加的官员考核标准外，其他几项全部是大汉早就实施的了，只不过关中克复後并天子诏的形式，重新对官员的考成姿法进行了申定。
发要考核背诵，也要严格地考核其实际行政成绩。
而此绍一下，不过半年，国家行政效率大大提升，某些地方提升几至十倍都称不上夸张。
往年每年年终审计姿时，司农寺官僚无不是对着各地送上来的模糊帐目领愁，某地粮仓报称损耗巨大，却往往查无实据。
一封紧急公文从某县领出，经郡府、州府层层转递、誊抄、押印，驿马奔波，吏员怠慢————
待到中枢披阅、议定、批覆，再原路返回，往往已是两月之後，很多事情早已误了事。
地方官员的精力，多半耗费在应付上官巡查的人情往来与揣摩模糊的风评上。
然而自《从条诏书》与四柱法颁行天下，一切都骤然加速起来。
贪举国库的技术成本增加，汉安县仓曹掾试图如往年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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